胡文辉︱《非凡抄本寻访录》的趣味与意义

澎湃新闻 阅读:718 2020-12-11 12:14:53

原标题:胡文辉︱《非凡抄本寻访录》的趣味与意义

《非凡抄本寻访录》, [英]克里斯托弗·德·哈梅尔著,林国荣译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,698页,198.00元

《非凡抄本寻访录》是一部大书,有六百余页,主题是关于西方中世纪抄本,是我完全陌生的领域,但读来却颇有兴味,基本上每次一章,是从头到尾地读完的。

作者哈梅尔在导言里极言“亲密接触”古抄本的意义:“一些伟大的抄本已经有了影印本或电子版,就如同名人传记一样,大家都可以阅读,但那跟原本显然不是一回事。若是能跟原本相遇,那种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。……任何影印技术都不可能复制原本的重量、质地、凹凸不平的纸面、厚度、味道、触感,当然,还有那时光在中世纪抄本上留下的印记。当一份顶级抄本终于被摆放在你的桌上时,兴奋之情会从你的心间陡然涌现,那样的体验将是顶级的。这跟隔着玻璃展柜观赏抄本是完全不一样的,因为你真的可以触摸它了,可以见证此前无人能够见证的诸多细节了。如此一来,你随时都可能有新的发现。做工、擦痕、刮痕、重绘痕迹、印痕、补片、针孔、封皮以及颜色和质地的细微变化,这一切都是在影印本上无法见到的。”在我看来,作者的感言不无夸张,有点本雅明所说“Aura”的味道——这是我不以为然的理念。不过,作为一个浸淫于古抄本世界的人,其心情亦可理解。

哈梅尔是经验丰富的古抄本专家,但并没有学究气,或是长期供职于苏富比拍卖行的缘故吧。此书共十二章,每章皆以一种古抄本为中心,通过他在世界各地借阅这些抄本的经历为主线,带出与抄本有关的种种文献知识、历史背景乃至学界动态,信息含量丰富,而且行文间夹杂个人见闻和联想,入于古而出于今,很是引人入胜。论内容,此书大量涉及与《圣经》有关的文本,可与巴斯贝恩的《文雅的疯狂:藏书家、书痴以及对书的永恒之爱》相参照;论写法,此书多由文物的细节引出有趣味的大历史,与麦格雷戈的《莎士比亚的动荡世界》《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》可谓异曲同工。

简单说,这属于古抄本学的普及读物,但在我来说,所见却多有新知。就像闯入一个文化的“平行宇宙”,处处发现可与中国古典学问相对应的东西,这些收获无以名之,姑且称为“比较文献学”吧。兹例举如下,以供参考。惟多属一时联想所及,未遑细考,不过投石问路而已。

第一章、第四章都提到,早期抄录《圣经》通用象征古老和权威的安色尔拉丁字体(uncial ),而教外的文学作品,则通用俗大写体(capitalis rustica);第十章也提到,在英格兰,抄录不同文体要采用相应的不同字体,特许状、祈祷书与文学作品的用字都各有讲究,比如公文用拉丁字的文书体(secretary hand),文学作品则用英格兰圆体草书体(anglicana)或方体草书体(anglicana formata)。而中国书史上也有类似现象。南朝时著名的《采古来能书人名》 (羊欣撰、王僧虔录)述钟繇书法有云:“钟有三体:一曰铭石之书,最妙者也;二曰章程书,传秘书、教小学者也;三曰行押书,相闻者也。三法皆世人所善。”又述卫觊之子卫瓘有云:“采张芝法,以觊法参之,更为草藁。草藁是相闻书也。”所谓“铭石之书”“章程书”“行押书”或“相闻书”,指用于碑刻、官式章程、普通文书这些不同场合的字体;“行押书”即后世的“行书”,卫瓘的“草藁”则是行书草书相参,即后世的“行草”,也用于普通文书。

第一章还提到,在同一篇乃至同一页里,经文用安色尔体,而非经文(如抄录员的附言)则用俗大写体。这种抄写体例亦见于中国古代。如南朝陶弘景撰《本草经集注》,原本是以朱书大字抄《本草》原文,以墨书大字抄前代名医所补的内容,称“别录”,又以墨书小字抄自己的见解,称“子注” (参王家葵《本草文献十八讲》之二,中华书局2020年版)。又如五代张洎《贾氏谈录》有一则轶事:“贾君常问:‘放举人榜右语及贡院字,用淡墨毡书,何也?’对曰:‘闻诸祖公说,李纡[纾]侍郎将放举人,命笔吏勒纸书,未及填右语、贡院字,吏得疾暴卒。礼部令史王昶者,亦善书,李侍郎召令终其事。适值王昶被酒已醉,昏夜之中,半酣染笔,不能加墨,迨明悬榜,方始觉悟,则修改无及矣。然一榜之内,字有二体,浓淡相间,反致其妍。自后榜因模法之,遂成故事。’今用毡书,益增奇丽尔。” (其事又见钱易《南部新书》;此据梁太济《南部新书溯源笺证》,中西书局2013年版,264页)可见唐代科举放榜,将错就错之下,形成了“一榜之内,字有二体”的惯例。

第四章写到,整个中古世界,对古人有一种深刻的崇拜心理(岂止中国人如此呢),不论在创作层面,还是抄写层面,都将模仿前人视为理所当然的事。具体在制作抄本时,往往追求精确地复制所依据的范本,不仅忠实于内容,连格式亦照搬不误,《阿拉图斯抄本》就是如此。这当然就等于中国古籍史上的“影钞”了。“影钞”一般指影宋钞,尤以明代汲古阁毛晋的影宋钞最为知名。

第四章还提到,《阿拉图斯抄本》所录的古希腊天象诗《物象》,以日耳曼库斯的拉丁译本为主,但不时又增入另一种拉丁译本的个别字句(为前一译本所无者),实有汇抄、汇译的性质。又第六章提到,有抄写员将《埃克塞特之书》的“画师雨果”抄本与索尔兹伯里抄本作了对勘,并将对勘结果写于前者页边的空白处;中世纪的职业抄手不会径改原文,若发现不同文本有异,就会加上“vel”(意为或者)的字样来处理。而中国文献史上也有不约而同的现象。如早期佛经往往分头产生不少同书异译的版本,后来相互流通渐多,遂形成一种可称为“合本子”的体裁,“本”指底本,“子”指其他的对校本(可以不止一种)。将“本”与“子”合并为一个新的文本时,可以有两种处理方式:若“子”的异文差别不大或不甚重要,可直接并入新的正文,这正相当于《阿拉图斯抄本》汇译的情形;若“子”的异文差别较大或甚为重要,又可用小字作注附于正文,称为“子注”,这又相当于《埃克塞特之书》汇校的情形。——在此附带说一下,自陈寅恪拈出佛经“合本”或“合本、子注”问题 (《支愍度学说考》,《金明馆丛稿初编》;《读洛阳伽蓝记书后》,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),在佛学和文献学方面皆深有影响,“合本”这个指称在学界亦袭用至今 (参陈志远《合本子注再检讨——早期佛典翻译史的独特方法》,《汉语佛学评论》第六辑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),但我以为是不甚准确的。因为在原典里“本”又作“母”,特指校勘所用的唯一母本(底本)而言,则“合本”犹谓“合母”,实不成辞。佛教之外,如前述《本草经集注》,正文除了朱书的《本草》旧经,还包括墨书的“别录”(前人之见),此外还有小字的“子注”(编者之见),这与佛经的“合本子”及“子注”亦如出一辙,恐怕正是摹仿了前者的体例。又,早期文献《山海经》“海经”部分屡见“一曰……”的文例,应是西汉末年刘歆等校勘其他版本后录入的异文,这个本土发明的“一曰”,与西洋古抄本的“vel”可谓合若符契了。

古抄本凡起行的首字母,每作特殊的美术处理,甚至处理成一幅人像。第七章提到一个例子:《哥本哈根圣咏》有一处彩绘首字母,画出了一位长胡子的金发男子,可能就是“抄本资助人”。而在早期佛教乃至摩尼教的造像或壁画中,皆常见供养人 (参[德]德雷尔《丝路探险:1902-1914年德国考察队吐鲁番行记》,陈婷婷译,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,187页),敦煌莫高窟、麦积山石窟、云冈石窟亦多有胡服供养人像 (参[日]石松日奈子《北魏佛教造像史研究》第五章第五节,筱原典生译,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),其性质正与此处抄本资助者的画像相当。说穿了,供养人、资助人就是金主,有钱就能让自己的形象与圣像或经典同其不朽——“有钱大哂”,这是古今一贯的。

说到画像,除了有资助人的像,偶尔还有制作人的像。第四章详细讨论了《以赛亚书评注》抄本末尾著名的自画像:画中人一手执刀,一手执笔,头部旁边写着“画师雨果”,画像上方又写着“本插图为本抄本的画师和彩饰师所作”。又奥古斯丁《诗篇评注》抄本第二卷有一处彩绘首字母,上方画着威廉主教,即抄本资助人,而主教之下则画着一个手持卷轴的卑躬屈膝者,标注着“罗伯特·本杰明”的名字,显然是抄本制作者。类似情形亦见于中亚一带的石窟。如新疆克孜尔石窟的第207窟,被称为“画师窟”,因为壁画中有一幅画师的像:他右手举着笔刷,右手拿着一个小罐子,应是用来装颜料的 ([德]德雷尔《丝路探险:1902-1914年德国考察队吐鲁番行记》,第201页)。这都属于制作人在画像中塞进“私货”的例子。

第八章探讨的《布兰诗歌》,是中世纪欧洲歌谣集的抄本,被视为德意志的瑰宝。这部歌谣抄本的格式,与当时教众用于祈祷的《日课经》近似,有些歌谣开篇词的用语也与《日课经》里的《旧约·诗篇》雷同,皆为当时人的熟语。这一现象,有助于理解中国早期诗歌史上的套语问题。过去台湾王靖献(即诗人杨牧)曾借鉴西方的“套语理论”,讨论过《诗经》中重见的语句,著有《钟与鼓——〈诗经〉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》 (谢濂译,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);汤炳正亦有长文《屈赋修辞举隅》,详细讨论了《楚辞》句子的“重现”问题 (见《屈赋新探》,齐鲁书社1984年版);明代田艺蘅《留青日札》卷二“古诗重出”条,也早就指出汉魏古诗的语辞重复现象。

还有,《布兰诗歌》清晰地分作四个部分:说教和讽刺诗;情歌;饮酒和游戏诗;宗教剧。这是不是又有助于理解《诗经》的分类呢?《诗经》分类问题是古今学术史上的一大公案 (参赵沛霖《诗经研究反思》第二部分第一章,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),一般分三类(风、雅、颂),但也有分四类的(南、风、雅、颂),有分六类的(风、赋、比、兴、雅、颂);而分三类的,其分类标准亦各持异说(地域、政治、音乐、体裁或类型)。若从《布兰诗歌》的分类方式来看,旧说如郑樵以“风”为“风土之音”,“雅”为“朝廷之音”,“颂”为“宗庙之音”,朱熹以“风”为“民俗歌谣之诗”,“小雅”为“燕饗之乐”,“大雅”为“会朝之乐”,“颂”为“宗庙之乐歌”,皆依诗的体裁和类型来作解释,我觉得较为可取。

第八章还提到一例:《布兰诗歌》里有一首题为“Ewangelium”的游戏之作,其文本表面是摹仿《日课经》里常见的《马可福音》,而实际上却是讽刺罗马教廷对金钱的追逐;更特别的是,其章句分别来自《圣经》各篇的三十一条经文,经过重新组合,遂成为一个独立的新文本。四世纪时基督教女诗人普罗芭曾有《集句诗》,辞句皆来自维吉尔的作品 (参高峰枫《文字游戏与价值重估——普罗芭的维吉尔〈集句诗〉》,《国外文学》2015年第一期),而这首“Ewangelium”显然也属于同一体裁。这与中国古代的“集句”当然是“平行”的创作技艺,自有比较文学的价值。

还有,书里出现得最频密的,似要数“时祷书”,并且第九章、第十二章还专门讨论了《纳瓦拉的让娜时祷书》和《斯皮诺拉时祷书》。“时祷书”这一名目,在我们来说是生疏的,但观其框架和内涵,大致是一种年历化的日常生活指南,只不过在教会绝对主导的背景下,其基督教的色彩特别深厚而已。在性质上,我以为它是与中国传统的《月令》(上古)或通书(近世)相当的实用文本。

此外,还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有关中国人的掌故。

第三章讨论的《凯尔经》,内容系《新约》四福音书的合集,不算特别,但它抄录于公元475年,据说是“世界上最古老的书”,也是爱尔兰的超级国宝乃至文化象征,“可能是所有中世纪抄本当中最有名的和最能激发人们情感的”。此抄本在十七世纪入藏都柏林三一学院,至十九世纪初成为明星文物,英王乔治四世、维多利亚女王、英王爱德华七世、英相格莱斯顿皆先后参观过。而且,在1877年,“来自中国的大使”由都柏林市长陪同,也来见识过《凯尔经》,当地报刊还说:“《凯尔经》令这个中国人仰慕不已。”

有了1877这个年份,并不难查证。此时正是清廷初设驻英公使(也是初设驻外公使)未久,担任正、副公使的,正是郭嵩焘、刘锡鸿这两个冤家。查检郭的日记《使西纪程》,未见记录,再查刘的《英轺私记》,果然有料!由于郭、刘两人交恶,清廷当时要将刘改调德国,行前刘自己去过一趟苏格兰、爱尔兰。刘之到达“德布灵”(都柏林),是在旧历七月十七日,参观《凯尔经》的活动则在三日后:“二十日十点钟,多孙以车来,偕游学塾、书院(藏书处)、监牢、博物院(鸟兽虫鱼金石草木等类,庋置于庭,听人观览,以资博识)、贫女院等处。男女集观者,千数百人。有日报馆,执铅笔相承受,以记使者言动。书有翻译《书经》,华洋合文。……”(此据“走向世界丛书”本,朱纯、杨坚校点,岳麓书社1986年版,199页)这里说有记者随行采访,与《寻访录》里的叙述正好对得上。不过,刘锡鸿只提及我们的《尚书》,而一字不及《凯尔经》,则当地报章所谓“《凯尔经》令这个中国人仰慕不已”云云,恐未免想当然,将中国人的客气当真了。刘锡鸿自然没有郭嵩焘那样的学问和眼光,其于西洋古抄本缺乏兴趣,并不令人意外。

《寻访录》全书之末,是一篇《水石书店版后记·新西兰最古老的抄本》,系哈梅尔自述他在少年时代接触中世纪抄本的因缘。

哈梅尔1951年生于伦敦,四岁时全家因父亲的工作迁居新西兰。在西方世界来说,新西兰自然是很遥远很边缘的所在,但由于有里德(出版商兼作家)等个别人的努力,当地图书馆也有中世纪抄本的收藏,这就使哈梅尔在十来岁时就得到熏染——不但得到里德先生同意而触摸到那些羊皮纸抄本,甚至还得到图书馆同意而将抄本散页借回家!当地一位叫泰勒的有心人,写过一本名为《新西兰最古老的抄本》的图录,记载了新西兰各地共七十七份抄本,以及他在寻访古抄本时的轶事,这又使哈梅尔为之着迷,并将之作为自己借读抄本的指南——如今他写《寻访录》,正是向那本无人问津的《新西兰最古老的抄本》致敬呢。而哈梅尔十九岁读大学时,就在里德先生和图书馆工作人员的鼓励下,写出了一本小书,题为《论时祷书:对达尼丁公共图书馆阿尔弗雷德和伊莎贝尔·里德藏品当中两份彩饰抄本的注解》……不知为什么,读到这些经历,我觉得很是感人。但如今又有谁,能复制哈梅尔当年那样的际遇呢?

有句老话,叫“各有因缘莫羡人”,治学亦如营生,各有各的因缘,各有各的门道,想学别人是学不来的。只是我有时也不免会想,人之一生,若能专注于一门自己感兴趣的学问,是很幸福的;如果还是一门高处不胜寒的高冷学问,那就更幸福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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